五月的凤翔东湖，柳絮如雪，拂过亭台楼阁，落在青石板上，仿佛千年时光在此凝结。我踩着晨光入园，见一池碧水轻漾，岸边垂柳成帘，恍惚间似有长衫广袖的身影穿过婆娑树影——九百六十三年前，二十六岁的苏轼也曾在此驻足。那时的他，以大理评事之职初仕凤翔，携一卷书、一腔志，将少年的意气与文人的风骨，永远留在了这片湖光里。

饮凤池畔，少年郎的民生初愿。

穿过凤仪门，迎面便是东湖的内湖。北宋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，苏轼初任至凤翔府，见“饮凤池”淤塞荒芜，遂率众疏浚扩池，引凤凰泉水入湖，植柳栽荷，筑亭修桥，终成“东湖”。湖中“君子亭”畔，竹影摇曳，莲叶初展。导游说，苏轼当年亲手在此种下青竹与白莲，取“虚心有节、出泥不染”之意。此刻，一群孩童追逐着掠过亭前的蝴蝶，笑声惊起水面涟漪，恍惚与北宋的某个清晨重叠：那时的苏轼正与工匠们席地而坐，捧着粗陶碗饮凉水，讨论如何在亭檐雕刻云纹却“不费官银分毫”。

石阶旁立着块斑驳木牌，录有他写给友人的信：“亭成之日，吏民共饮，以野蔬佐酒，其乐胜琼筵。”忽然懂得，所谓廉洁，未必是横眉冷对的肃穆，亦可如这竹下清风，在寻常烟火里滋养出通透的筋骨。

喜雨亭中，与民同忧的赤子心。

行至喜雨亭，檐角风铃轻响，似在诉说那段焦灼往事。嘉祐七年春，关中大旱，苏轼代太守奔走山川求雨，眼见“五日不雨则无麦”，忧心如焚。幸而天降甘霖三日，旱情得解，恰逢新亭落成，遂以“喜雨”名之，并作《喜雨亭记》以志百姓之乐。文中一句“使天而雨珠，寒者不得以为襦；使天而雨玉，饥者不得以为粟”，道尽民生疾苦，亦显其务实之志。

亭旁古柳虬枝盘结，传闻为林则徐流放伊犁时所植。两位跨越时空的士人，皆以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襟怀，在东湖畔留下精神根脉。

凌虚台上，傲骨与自省的交响。

转过九曲桥，凌虚台赫然入目，苏轼的《凌虚台记》蓦然浮现。当年太守陈希亮命其作记，他挥毫讽喻：“废兴成毁，相寻于无穷”，直言高台终将湮灭，唯利民之功不朽。陈希亮不怒反赞，命人将文章刻碑留存。当年苏轼写下此文时，定然未曾料到，自己与上司陈希亮的争执会化作后人品咂的佳话，而这份坦荡，源于他对“清慎勤”的坚守。

多年后苏轼终懂得陈希亮“挫其锐气”的良苦用心，他在《陈公弼传》中感慨：“年少气盛，愚不更事，已而悔之。”这场磨砺，使他领悟廉洁不仅是拒腐防变，更需在权力漩涡中保持清醒，以豁达之心践行初心。

柳岸深处，千年廉风的回响。

离园时，暮色已为东湖披上青纱。回望湖畔那尊苏轼雕像，风正将柳条轻轻拂过他的石砚，遥想当年东坡日理万机，却坚持“当天事，当天毕”，案牍劳形之余，仍泛舟湖上批阅公文，“落笔如风雨，谈笑而办”。这般勤勉，恰似东湖之水，润泽无声。

凤翔东湖的柳，杭州西湖的堤，皆是苏轼“泛爱天下士”的见证。史载苏轼调离凤翔时，“百姓拜马首，泣涕涟涟”，而他仅携诗文数卷，两袖清风。

东湖的柳，岁岁新绿；东坡的魂，代代相传。千年前，他以竹为友、以民为镜，在浊世中辟出一方清朗；千年后，柳絮依旧纷飞，湖光依旧潋滟，而那份“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”的赤子之心，仍在亭台水榭间流转，历经千年春雨秋霜，在每一株新柳的嫩芽里，悄然生长。